大陆西端，一座埋藏千年的古城与其文物的面世

年，人们在萨尔诺河畔修建饮水渠时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庞贝”字样的石头，此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庞贝”二字有什么寓意，也并未对这块石头作过多的探究。

又过了多年，到了年，人们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一座花园里打井时，挖掘出三尊衣饰华丽的女性雕像，此时人们以为这些不过是那不勒斯海湾沿岸古代遗址中的文物。

年，当人们挖掘出了被火山灰包裹着的人体遗骸时，才意识到，原来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掩埋了一座城市，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就叫庞贝。

考古学家一层一层地挖开火山岩屑，让深埋于火山灰底下的古城文物一件一件重见天日。可这时的考古学家们还不知晓这座古城和它出土的文物竟还会与远在大陆东端的另一座千年商都产生某种联系，并为它绵长悠远的“商都”属性提供更加充分有力的证据。

大陆东端，一个埋藏千年的王朝与其文物的现身

直到多年后，一座千年古墓——西汉南越王墓及其文物破土而出，人们才惊觉，原来相隔万里的两地出土的文物竟是如此相似。

当古城文物进入古朝遗址，东西方两个强盛文明的印记同处一室时，又会引发多少人的遐思与探寻？

年5月17日，一场名为《庞贝：永恒的城市》的文物展览在南越王博物馆亮相，在看着造型相似的鹿头形青铜“来通杯”与犀角形玉杯，半球链式金手镯与金花泡饰等文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好奇，那座被掩埋近两千年的古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与同时期西汉南越国到底有什么交集？

这一切要从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对外贸易史说起。

01先秦时期

广州，位于我国大陆南端，北枕五岭，南濒南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早期与中原内陆交流甚少，反而开创了向外贸易的繁荣历史。

先秦时期，广州地区被称为“南越”、“百越”，又因其位于五岭以南，故也叫“岭南”。通过各类史籍我们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岭南先民们已有船舶在海上航行，并且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贸易往来。

02秦汉时期

公元前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设置了南海、象郡、桂林三郡，而广州就属于南海郡治所在地——番禺。后来秦末大乱，秦将赵陀挟岭南之势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当时的“番禺城”位于今中山四路一带，背靠越秀山，面朝大海，是个名副其实的海滨城市。同时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繁荣的海上贸易圈，即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彼时已现雏形。

事实上，不管是秦始皇南征百越，还是后来汉武帝发兵平定南越国，很大一个原因都是盯上了这里的奇珍异宝。

《淮南子·人间训》中就写道，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那这些“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都是南越大地自产的吗？

《汉志》有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珠玑、玳瑁、银、铜之凑，谓其自远方来也。”由此我们知道，南越的珍宝是从远方来的，而“远方”当是指海洋以外的国家。再来看一看《汉书·地理志》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史籍中关于汉代合浦郡至南亚、东南亚等地之间存在着一条远洋贸易航线（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从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官府组织的贸易活动。而据此便可以推断，在这以前，民间商人早已有海外贸易的历史。如果没有千千万航海先驱者的成功经验，封建政府是决不会派遣使者进行这样的海外贸易活动的。这也表明，广州地区民间商人出海进行贸易活动，要比《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官营出海贸易早得多。而南越王墓博物馆中展出的造型相似的鹿头形青铜“来通杯”与犀角形玉杯，则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据考证，“来通杯”最早的起源地在两河流域，公元前0至年间，因商品贸易往西传到希腊、罗马，往东由印度再传到中国。

而庞贝古城出土的半球链式金手镯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金花泡饰，都采用同样的焊珠工艺。焊珠工艺在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年）就已出现，随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和波斯等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流传到印度。

是对外贸易促成了商品的流通，也造就了东西方古老文明的渊源。早在庞贝古城尚未湮没之时，古老的南越国便与罗马帝国实现了直接或间接的交流。

03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南洋诸国商贾皆循着汉王朝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云集广州，使广州成为热闹喧嚣的贸易大港。《南齐书》曰：“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强烈的商贸财富气息。

当时，搭乘商船而来的还有许多传教的僧侣，其中最著名的应是印度达摩禅师。如今在西关下九路有一块“西来古岸”的石碑，就是为纪念印度达摩禅师东渡来华传教而立的。

客观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与发展，其实也是广州海外贸易繁荣带来的结果。

04隋唐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时，造船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东游记》中就说到：“唐朝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只才能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运出。”有了装载能力更强的船只，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能力的加强，特别是作为唐朝最大港口广州对外贸易的繁盛。据悉，唐朝海舶能够直达波斯湾，而且还开拓了直通东非的航道。因此，当时广州也凭借南海贸易的支持，成为全国海外贸易中心。

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先进的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对广州海外贸易的监督和管理，高宗时在广州首设专门管理海路贸易的使职“市舶使”，成立“市舶使院”，这是中国现代海关的雏形，同时也对后世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05宋明清时期——“一口通商”

宋朝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重新统一全国后，沿用唐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机构，且使它依然保持着“舶船继路，商使交属”的繁荣格局。

当我们说到广州贸易的繁荣时，总是不忘提一下明清“一口通商”政策。实际上，早在宋朝时便出现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景象。

《文献通考·职官考十六》载：“熙宁中，始变市舶法，令各地卖海外者，往复必诣广州，否则没其船与货。……崇宁元年（年），废诸舶司，而广、泉独留。”

史籍主要记述了四方面内容：一是熙宁九年，诏令诸市舶司归广州市舶司管辖；二是熙宁中期改市舶法，所有走南海海道的外贸船只都须先到广州口岸，进行登记，包括办理人货检查，登记、纳税等事务；三是为此专门调整了职官制度；四是到崇宁年间，朝廷干脆废其他市舶司，只留广州和泉州两口通商。因此，虽说北宋从年至南宋建立的26年间，全国存在多个市舶司，但事实上就像梁启超说的“其握霸权者固在广州”，广州接近于一口通商的地位。

到了明中叶以后，倭害日甚严重，明朝对日本非常防范。嘉靖二年，以宁波发生的“争贡之役”为导火索，泉州、宁波两市舶司遭到罢撤，如此，广州便成为了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

明朝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崛起，开始在美洲和亚洲强占殖民地。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以后，开辟了一条广州—澳门一马尼拉—墨西哥的航线。至此，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又增加了新的版图。

到了清朝以后，海禁政策时断时续。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又撤销了闽、浙、江三处海关，独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粤海关和十三行的设立，使广州古代的对外贸易达到了顶峰状态，广州也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

两千年前，广州以其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开启了对外贸易的历史，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从未间断。如今，凭着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它已发展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国际名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诉说着它扬帆通海两千多年的动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