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官方是如何出差的其目的又是_合浦县美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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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基于不同的目的而出行。秦皇汉武的巡游是为了巩固统治，宣扬国威；张骞西行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官宦使节为了赴任或完成统治者赋予的某种使命；商旅则是为了生存在奔波；文人墨客的游学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但也不仅仅出于游玩的目的，司马迁游览天下也是为了收集天下旧闻，完成史诗巨著《史记》。—、帝王巡行中国古代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震慑臣民，往往会巡游各地。秦汉时期，巡游规模最为宏大和壮观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权。但是六国旧势力与位于西北和北方的匈奴势力仍然威胁着刚建立的新政权。据《史记》记载，为了巩固统治，解除外族威胁，秦始皇先后进行了五次巡游。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年），秦始皇“巡晚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巡游。这次巡游是秦始皇唯一一次的西北之行。目的是为了震慑北方的匈奴，确保西北防务，巩固统治。因此这次巡游的军事色彩比较浓厚。二十八年（公元前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部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这是秦始皇第一次东巡。他首先到达部峄山“刻石颂德”，随后在泰山祭祀封禅。封禅完毕后“并勸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眾，刻石颂秦德焉而去”。之后“南登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齡首三万户浪挪台下，作浪挪台，立石刻，颂秦德”。随后，他又来到彭城，听说象征周天子权威的巨鼎沉没在泗水中，便使“千人没水求之没有找到。于是秦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赫其山。”最后从南郡经武关回到咸阳。这次巡游主要目的是封禅泰山和颂扬秦德，宣扬功绩。在玻琊因“大乐”，停留三个月，还迁三万户齡首修筑“玻挪台”。可见，这次的巡游带有很大游玩色彩。二十九年（公元前年，秦始皇再次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但这并没有阻止秦始皇的出游的兴致。到之眾之后，继续刻石颂秦德。其辞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春游”。可见，这次出行的游玩色彩较浓。后来重游玻挪，并由此向西，经上党返回咸阳。三十二年（公元前年），秦始皇又一次巡游。首先到碼石，刻石颂德。之后巡视北部边境，最后由上郡南下，返回咸阳。三十七年（公元前年），秦始皇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及大批文臣武将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巡游，也是五次巡游中时间最长，路程最远、范围最广的一次。这次巡游的主要目的是求仙访药和游山玩水。“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北至玻挪。”这是秦始皇第三次到达玻挪，可见，他在第一次巡游浪挪时迁三万户修玻琊台，主要是为了满足他游玩的要求。此次到达玻挪除游玩外，秦始皇还召见了渡海求仙药的徐福。然而徐福“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絞鱼所苦，故不得至”’。秦始皇信以为真，“自以连弯候大鱼出射之。自玻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眾，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随后从之启程西归，到平原津病重，“七月丙寅，崩于沙丘平台”。灵车“从井险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为了能让徐福顺利到达蓬莱求得仙药，秦始皇亲自射杀大鱼。可见，此次出行目的除了宣扬功德、游山玩水之外，还有求取仙药的因素。秦始皇的五次巡游，只有第一次是向西，也是唯一一次西北之行，军事色彩浓厚。其余四次，巡游之地多为六国旧地，虽然带有巩固统治的目的，但更多的是宣扬功绩与威德，偏游玩性质浓厚。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巡游无论规模还是次数，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曾两次北巡，六次西巡，两次东巡，一次南巡，历时之长，跨度之大，在历代皇帝巡游中，无人能比。由于篇幅限制，在此笔者仅介绍几次较大的巡游。元封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这次巡游，汉武帝从长安出发北上，巡行了今山西中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内蒙古西北部广大地区。再出长城，登上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震慑匈奴。又至朔方（内蒙古杭棉旗北），临北河（黄河），在桥山祭祀了黄帝。随后经云阳甘泉，返回长安。这次出行主要目的是震慑匈奴，视察西北防务。元封二年（公元前年，汉武帝“东巡海上，登封泰山。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碼石。自辽西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这次巡行，汉武帝巡着秦始皇的足迹，在泰山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之礼，之后又到碣石。随后从辽西沿北边边塞到九原，从甘泉返回长安。这次的巡游，与秦始皇类似，既有游玩的目的，又进行封禅之礼，宣扬了自己的功绩，还视察了民情、军情。元封五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慶。登潔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歧江中，获之。舳舶千里，薄秋阳而出，作《盛唐纵阳之歌》。遂北至玻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还幸甘泉，郊泰畤”。这是汉武帝唯一一次南巡，其路径与秦始皇类似。出巡目的除视察民情之外，游玩色彩较浓。除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外，秦汉其他皇帝也进行过巡游。秦：：世胡亥继位后东名，以章先帝成功德”后“从辽东而还”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年），刘邦专程回故乡沛县，进行了一次“衣锦还乡”的巡游。刘邦回到沛县之后“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还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欢饮多日后，刘邦才返回关中。汉文帝也曾向西巡游甘泉，北巡高奴，又在太原留十日。之后返回长安。文帝四年（公元前年）五月“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帝王巡游，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对一般民众生活来说，是一种负担。但是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秦始皇为了方便巡游名山大川，“治驰道”“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大大促进了当时交通和旅游文化的发展。二、官宦游宦、任宦之行秦汉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招募各地贤才。尤其是汉代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察孝廉，策问贤良，畅幵仕途，鼓励平民上书言事。因此，天下有志之士纷纷离乡去国，奔赴京畿，为国效力。如《汉书枚乘传》记载枚乘在汉武帝即位时己年老，但是汉武帝仍然“以安车蒲轮征乘”。枚乘之子枚舉从吴地前往长安，毛遂自荐。武帝“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东方朔也从山东到长安，因“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侍公车”司马相如因《子虚赋）颇得武帝赞赏，被召为郎。杨雄在四十余岁时，客游长安，观景赋诗，名声大震。在汉成帝时，被荐入朝，陪天子出游甘泉宫，作《甘泉赋》。东汉末年，游宦兴盛，如汉阳人赵壹，“恃才据傲，十辟公府，并不就”“仕不过郡吏”，但宦游京师，交结官僚，“州郡争致礼命’’。秦汉时期的宦游，多为谋得一官半职而离乡去国，奔赴京师。但是因宦游而闻名或有所成就的不过凤毛麟角，大多游宦虽然整日奔波，但不免处处碰壁。官员除宦游之外，官员迁转制度也是影响官宦出行的重要因素。汉代，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通过升降迁调的手段来实现对官员的奖惩。这种迁转制度，使官员辗转千里赴任，从而使官员出行频率非常高。文帝时，“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征以为廷尉”杜延年“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延年。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居岁余，上使谒者赐延年蛮书，黄金二十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因功升职，吴公从河南到长安赴任，而杜延年则由北地到西河再到长安，奔波在路途中。除升职外，还有部分因某种原因被艇到其他地方做官。如执金吾辛庆忌“坐子杀赵氏，左迁酒泉太守”。又如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爰盘因直谏“调为晚西都尉”。汉代官员常因这种调任迁转而辗转千里。孙硫棠曾在《汉代的交通》中提到：“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三、外交使节开托、纖之行秦汉时期的开拓、探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张骞和班超为代表的陆路探险，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方交流。另一部分是以徐福为代表的海路探险。主要目的是为皇帝求取仙药。1、陆路开拓、探险之行张骞的“凿空”之旅即是陆路探险的重要代表。秦汉时期，匈奴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威胁。秦始皇和汉武帝西北巡游，都有震慑匈奴解除这一威胁的目的。汉武帝为解除匈奴的威胁，除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外，还联络西域各族以“断匈奴右臂”尤其企图是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矛盾，说服大月氏东归以共同对付匈奴。此后，还进一步联合西域其他各族共同对付匈奴。如此便有了张骞于建元三年（公元前年）开始的凿空之旅。张骞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吐鲁番盆地时被匈奴人发现并扣留。在扣留的十年间，张骞充分了解匈奴的风俗习惯，为日后汉朝打击匈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之后他乘机逃走，一路西行经大宛、康居到达月氏。游说失败后，张骞于元朔二年（公元前年）东返，经葱岭、莎车沿祁连山东行，又被匈奴扣留。元朔三年（公元前年），乘乱逃回。张骞的这次西域之行，了解了西域各族及匈奴的许多情况，为以后汉朝与西域各族的联系及对西域的经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一次探险之旅，在这之前虽然有文献记载“穆天子”去过西域，但是并没有留下多少出行资料。这次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人民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解西域，沟通了汉朝与西域各族的联系。张骞于元狩四年（公元前年），第二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联络乌孙，共同夹击“匈奴”。此次出行不仅达到了联合乌孙夹击匈奴，“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还与乌孙“和亲“。汉廷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为妻。从此汉和乌孙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同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巩及诸旁国”使这些国家正式与汉朝有了官方上的联系，同时使得陆路交通进一步得到拓展。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中原人民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解西域，并开通了影响之后数千年的丝编之路。丝調之路开通后，在中原的丝網、瓷器及大量先进的技术传入西域的同时，西胡桃、葡萄、苜猜等也从西域传到中原，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两汉之际，王莽篡位，建立“新”政权，托古改制，中原内乱，对西域各族实行压迫性政策。西域各族不堪其压，车师、焉耆等国先后与汉朝断绝了来往。直到东汉统一后，丝铜之路才重新得以畅通。东汉时期的班固，是陆路开拓的又一杰出代表。东汉初，北匈奴势力增强，西域各国均归附。为了解除北匈奴的威胁并重新幵通丝绸之路，汉明帝派窦固、耿忠等大将，征伐西域各国，削弱北匈奴的势力进而彻底解除北匈奴对东汉的威胁。班固即奉窦固的之命出使西域，说服西域各国脱离匈奴控制，依附汉朝。经过努力，班超先后说服鄯善、于阒、疏勒、康居、拘弥、莎车、龟兹等国归附汉朝，其威名盛于西域各国。加之卖固、窦宪的武力配合，西域终于又归属东汉，“西域五十佘国悉皆纳质内属焉”除西域外，班超还派副使甘英曾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甘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官方使节。另外，班超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也曾出使西域，在西域数年，班勇游历诸国，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西域记》一书，为后世研究西域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张骞和班固等人虽然是官方使节，其出行亦带有鲜明的政治、军事色彩，但是他们在没有前人经验的情况下，通过幵拓、探险，达到了抵御匈奴的目的，幵通了丝编之路，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2、拓、探险之行秦汉时期，海上道路开拓的主要动因是个别帝王的迷信。当时方术流行，入海求仙活动很盛。秦始皇和汉武帝多次东巡，除了视察民情，举行封禅大礼之外，主要的目的就是求仙药。秦始皇曾“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汉武帝也多次东巡，“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秦汉时期，海上探险最著名的莫过于徐福入海求仙药之行。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年，秦始皇东巡，到达玻挪时，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人搜集全国童男童女千人求仙药。这是籍记载秦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探险之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召见徐福询问求仙药之事。然而徐福“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秦始皇信以为真，求药心切，亲自到海上射杀一条大鱼。徐福无奈只得继续寻找仙药。此后再无徐福的消息。很多学者考证徐福去了日本，但是目前并无确定结论。徐福出海寻求仙药，史籍中虽未明确记载其行有何成就及在海外有何发现，但却是目前我国史籍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出海行程，并且成为了海上探险之旅的开端。四、军士征守之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防止旧贵族的复辟，解除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除大规模的巡游之外，还派大批军士到军事重地戍边镇守。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原王朝最大的外患。为了解除这一威胁，秦始皇曾“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了巩固战争所得成果，“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大量的征发徭役、兵役，使得以征战戍守等军事任务为原因的出行人群急剧增多。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逐渐强大：“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征服浑庚、屈射、丁零、高昆、薪舉之国”。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强大的草原帝国，威胁汉朝的统治。并南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白登之围”之后，汉初统治者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开始“修养生息”，采取防郡轮换制度。通过移民实边等方式，增强边防，并造苑马以广用”。到汉武帝时，汉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年），“匈奴入上谷，鱼阳，杀略吏民千余人”气于是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白羊、楼烦王遁走，于是汉遂取河南地”气这一战，汉朝收复“河南地”，并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并“复绪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使这里成为汉朝的直接管辖的郡县。元狩二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又命聽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晚西，击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乂派霍去病和公孙敖出北地，击河西匈奴，霍去病战果辉煌。霍去病的胜利使匈奴伊稚斜单于非常恼怒，欲“召浑邪王、休屠王）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武帝派霍去病迎降，“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此战，安置了大量匈奴归降而来的人众。元狩四年（公元前年），汉武帝令骤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標骑等咸击匈奴单于”。此战的结果是“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此战，汉朝因屯田卫边又征发了大量的人口。由以上可知，每次对匈奴战役所得土地，汉武帝都设郡县、发官吏戍卒屯田。这就是以对匈奴战争为动因而造成了大量军队与服军役人口的出行，其目的地多是北方对匈奴战争的前线。两汉之际，由于汉朝内乱，匈奴的势力逐渐增强，威胁汉朝。然而东汉之初，由于天灾使得匈奴“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此时，匈奴内部又发生了单于的争立，结果分裂为南北匈奴二部。呼韩邪之孙比附汉，仍号为“呼韩邪”，称“南匈奴”。北匈奴仍然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永平十五年（公元年），汉明帝派窦固、耿忠等出击匈奴。汉章帝时，窦太后听从耿秉的建议派窦宪和耿秉出击北匈奴，先后进行了三次攻打匈奴的战役，彻底解除了北匈奴对东汉的威胁。自此后，北匈奴离开大漠，向西迁徙，而南匈奴则与汉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除对匈奴长期作战外，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其他民族也有战争冲突。在中国南方，秦始皇初定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与粤杂处”气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年，由于“闽粤王郵兴兵南击边邑“，南粤上书求助，汉武帝派严助前往征讨闽粤。兵未逾领，闽粤王弟馀善杀郵以降，于是罢兵”元鼎五年（公元前年），南粤丞相吕嘉反对南粤附汉，杀粤主赵兴和其生母，反汉。汉武帝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胖柯江；咸会番禹”，平南粤。“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九郡”。每次对南方战争的进行与政治区划的设置，都会引起人口的迁徙。在东北方。朝鲜自汉初即为汉朝外臣，但是到朝鲜王右渠时，“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阔不通”。为此，元封二年（公元前年，汉武帝“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为贪功使驳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此举惹怒朝鲜，进而发兵功击，杀何反汉。无奈，汉武帝“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左将军荀麁出辽东，诛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大军压境，朝鲜将士多归降，但朝鲜王不肯降。于是，“元封三年夏，尼溪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冤四郡”。征战戍守，让军士背井离乡，成为秦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出行群体之一。这种远距离的出行，对后世的社会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边疆的幵发，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