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水运报

□赖晨

闽安因有着依山、面江、近海等优越的地理环境及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加之又是海路通往省会福州的必经之路，海上交通自古就很发达。从秦汉至隋朝的多年间，作为东冶港东大门的闽安，由于位于建安海道上，从而成为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口岸。

秦汉时期：海路出行

秦汉时期，闽越人多以渔猎经济为主，因为与内地的陆上交通极为不便，海路便成为闽越人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此外，当时的造船业比较发达，船则成为人们日常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正如《越绝书》所言，福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也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

作为福州东大门的闽安，三面环山，一面临江，近郊大海、田螺湾和邢港一带成为闽江沿海一带以打鱼为生的闽越人渔船的理想停泊点。换言之，在秦汉时期，闽安是一个重要的渔港。

闽安的海外贸易史可以说是福州海外贸易史的一个缩影。汉代是福州海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高祖五年，无诸受汉封为闽越王，定都于“冶城”（今福州）。随着福州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海外贸易也不断加强，到汉武帝时，东冶港（今福州）已成为闽越国对外海上交通、航运的重要港口。

在东汉（后汉）时期，据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郑弘传》记载，郑弘于“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其中“至今”即指南朝刘宋时期，可知至少从东汉时起，几百年间，建安海道（晋安海道）已经成为转运的水上运输线，东冶因此而成为货物集散地。

这旧交趾七郡指的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主要包括今广东、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也据范晔的《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多产珍，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

由此表明公元前2世纪交趾一带的珍珠、象牙、玳瑁等贡品，皆通过海运至闽江口再沿闽江而上经闽江水道至东冶港， 转路运入京城（今洛阳）。

这说明闽安是汉代旧交趾七郡朝贡的必经之地，这时闽安向南与岭南乃至越南，向北与江淮均有了海上交通。

东吴时期：通江达海

三国时期，东吴景帝孙皓于建衡元年在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州市）“置典船都尉”，其都尉营在“开元寺东直巷”，专门负责监督囚犯造船。由此，福州成为东吴帝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东吴帝国当时在福州能建造大型船舶， 的海船长20多丈，高出海面3丈，可载六七百人，装载物资可达万斛（吨以上）。

在福州所造的大船若要运回都城建业（今南京），必须经闽江水道过闽安沿闽江口向北，走建安海道，再溯长江而上抵达都城。

同时，建安海道——闽江也是对外军事、外交和贸易的重要航道。最迟在三国东吴时，闽中海上已辟出建安海道，可向今之广西、越南北部一带行船用兵。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吴孙皓建衡元年春，“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二年春）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

此外，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孙皓凤凰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孙）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吴主怒，收诞系狱，诞惧。……吴主乃免诞死，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发兵自卫，断绝海道。”所谓“三郡督”也叫作“备海督”，负责监督临海、建安、会稽三郡的官员，可见建安造船者有囚犯和被贬谪的官员，而建安海道主要用于政治、军事，且有海督监理之。

当时，在建安海道上航行的海船，因为受导航技术的制约和为了应对海岸地质和海上的风浪险阻，仍然以沿海岸航行为主。

总之，由于闽安是建安海道的必经之地，有通海之便，其战略地位便日益显得重要了。

东晋时期：军事要地

到了东晋安帝元兴二年正月，五斗米道首领卢循举义旗造反，自称征虏将军，和东晋将军刘裕作战失利之后，他和姐夫徐道覆率众人从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一带）入晋安郡（今福建福州市）。卢循占领永嘉郡、晋安郡期间，在福建、浙江沿海用兵，建安海道功不可没。

据《晋书》记载，晋安太守张茂度与建安郡（郡治在今福建南平建瓯）太守孙虬之在一段时间内，投降了卢循，接受其命令，受其符书，供其调役。

东晋安帝元兴二年的八月，刘裕讨循至晋安（福州），卢循被刘裕及其部队打败，余部悉遁入闽，散居闽海。对此，《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五有记载，孙恩所部“出没海岛，为闽、浙患。恩死，其党卢循继之。循灭，余种悉遁入闽。”

在唐朝以前，海平面较高，福州琅岐岛大部分还被海水淹没，那时海水可流入马尾港，甚至到了宋代还有鲸鱼游进马尾港的记载。因此，唐以前闽安是闽江入海口进入闽江的 要地，离海很近。

东晋末年卢循被刘裕击败之后，就有部分卢循的余部逃入闽安，其后裔被人称为“泉郎”“白水郎”“游艇子”，从事水上生产生活，以船为家，打渔为生，致使闽安的船上人家大量增加。除打渔外，百姓们还在邢港两岸摆渡，有的人甚至就上岸定居下来了。这样在闽安的田螺湾和邢港一带逐渐形成聚居点，而这些船民也成为闽安最早的定居者。

此外，在东晋末年，作为东冶港东大门的闽安，其军事地位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孙恩、卢循、徐道覆等人的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难民难逃的重要港口。孙恩、卢循、徐道覆发动反对东晋帝国的起义，割据东南沿海，与东晋帝国对抗，三人扩张地盘的海上航线是永嘉（今温州）——晋安——番禺（今广州）。持续不断的战乱，繁重的赋役，导致江浙一带的老百姓纷纷迁移，沿建安海道南下，途经闽安航行到今广东一带避难。

南朝时期：贸易兴盛

从海上贸易角度说，福州原只是长江下游流域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中转港。南朝后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东晋以来，造船工艺在横梁的基础上演变为水密舱结构，抗风浪、抗沉没能力加强，海船朝向大型化发展；另一方面，福州沿海地区的经济已经有了显著进步。据《南齐书·王秀之传》记载，南齐时，为官清廉的王秀之任晋平郡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赀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

由此可知，南朝时期的福州，因战乱相对较少，经过长期的开发，逐渐成为丰饶富庶之区，为对外贸易打下基础。据《梁书·诸夷传》记载，“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海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

海运的船匠、舵师和水手大都出自闽粤滨海。如晋朝文学家左思《吴都赋》所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说明闽中沿海多出 水手，擅长航海远行。到了南朝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福州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

南朝南陈至隋代，闽安与当时国内最富庶的扬州之间，也有频繁而便捷的海上交通。

据唐太高僧释道世的《法苑珠林》记载，“陈扬州严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于财而无兄弟……恭船载物而下，去扬州数十里。”南北朝时期的南陈扬州有一个叫作严恭的人，他本来是泉州人，家庭富裕，没有兄弟姐妹。太建初年时，严恭满了20岁，他向父母禀告说：“请您给我五万钱，我想去扬州买东西。”父母听从他的话，严恭带着钱坐船往扬州去了。南陈时期的泉州指晋安郡，包括整个福建东南部。

而此时的泉州治所就在福州，严恭“船载物而下”，就是从福州出发经闽安出闽江从海道入长江口，再溯长江往来扬州。这条史料也反映了闽东北地区与其北部沿海地区（扬州）贸易往来的历史事实。

在《陈书·陈宝应传》也有记载，在南梁爆发侯景之乱时，“晋安太守、宾化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是时东境饥，会稽尤甚，死者十之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建安）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由是大致资产，士众强盛。”陈宝应趁着浙江一带发生战乱、灾荒，通过建安海道，趁火打劫，侵扰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等郡，还从福建运来粮食，也是通过建安海道，来到上述地方，换取这些地方的玉帛子女，大发其财。

南梁敬帝绍泰二年，陈宝应为晋安郡（今福州）太守，“时东西岭路，寇贼拥隔，宝应自海道趋会稽贡献。”南陈初期，陈宝应官宣毅将军、闽州刺史，本封为侯官县侯。陈朝时，陈宝应为巩固对闽中的统治，与割据浙、赣的军阀留异、周迪结成联盟。南陈文帝天嘉四年，南陈帝国分兵四路进攻福州的陈宝应。据《陈书》卷一记载，南陈将军余孝顷一路是通过建安海道偷袭福州的，所谓“自海道袭晋安”。

由此可知，在南朝梁、陈时期，陈宝应经常利用建安海道，途经闽安，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乘船出没，或趁火打劫从浙江一带获取好处，或向南朝梁、陈帝国朝廷朝贡称臣。南陈帝国的军队，也利用建安海道，途经闽安，偷袭陈宝应。

隋朝时期：海上平乱

隋文帝开皇十年，江南各地望族聚众叛乱、割据州县。其中最猖獗的就是泉州的豪族王国庆，杀死刺史刘弘，自任泉州刺史，据州为乱，欺压百姓。各处逃亡的叛军也都纷纷投靠依附于他，势力颇大、影响不小。此乱不仅祸害一方，而且极易引起各地效仿。

在隋朝初年，自称东扬州刺史的高智慧割据越州（今余姚等地），自称天子，当时他有多艘海船在海上活动。隋文帝杨坚派遣杨素前去讨伐，高智慧兵败。

高智慧率领余部沿着建安海道向南逃窜。于是，杨素兵分两路，一路由部将史万岁率领人马，自东阳（今浙江金华）进入山区，扫荡小股叛乱势力；一路由杨素亲自率领，取捷径，走余姚追截高智慧。杨素追到永嘉时，截住了高智慧，迫其交战，又大败高军，擒获了几千人。高智慧率领余部继续乘船沿着建安海道南逃， 投奔了泉州军阀王国庆。进入山区的一路部队，在史万岁的指挥下，翻山涉水，转战山区多里，前后经过余战，历时3个多月，消灭了沿途的叛乱力量，但是没承想却和杨素失去了联系。后来，史万岁发明了“水电报”，将大量报捷的书信转入竹筒中，浮之于水，顺流而下，才和杨素取得了联系。

王国庆表明与隋文帝是井水不犯河水。他自以为海路凶险，而隋帝国军队多为北方人，不习海战，没有水军，故根本没在建安海道上设防，闽安门户大开。

殊不知，隋朝不仅有水军，且有强大的战船舰队，平定叛乱只是时间问题。同年七月，隋文帝任杨素为行军总管，诏令率军南下，征讨叛乱。杨素领精锐水军，从建安海道而至泉州（今福州）。大军压境，当王国庆等看到这支规模庞大的船队、硕大无比的巨舰时，大惊失色，哪里还敢交战，直接弃城逃跑。其部属或逃至海岛，或潜入溪洞。在杨素的追杀下，王国庆不得不投降，并交出了高智慧。

对此，唐代魏征的《隋书·杨素传》有记载，“泉州人王国庆，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行军总管杨素从会稽帅舟师泛海至闽江海口击之，国庆弃州而走，余党散入海岛。”

杨素平定高智慧和王国庆叛乱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以下几点：一是从江淮至福建之间，建安海道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军政作用，政府、军队和军阀部队的海船，经常在该海道上出没。二是在闽江口一带已生活着为数不少的世代以船为家、以海洋渔业为生的一个群体。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完全托付给大海，在海洋上生活，以渔为业，绝大多数时间离不开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