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在日益严重的海陆边疆危机和不断传入的西方国家疆域观念、地理知识技术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疆域理念与地理知识系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晚清的官员与知识界也努力尝试从理论与实践中通过立足传统资源、吸收西方文化建构新的经世致用的国家疆域概念与地理知识体系。无论是投身其中的官员学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强烈地意识到地图编绘能够直接呈现这一努力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因此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材料与研究论著。这些论著基本上都是以地图或绘者为中心，通过考证分析地图的编绘技术、表达内容与绘者的知识思想、身份网络，试图揭明中西不同的地理学、疆域观在晚清大变局的时代中遭遇发展的多元面相与整体脉络，进而回应中国迈向近代科学与国家的宏大命题。本文不揣浅陋，亦尝试依循这一思考路径，选取一份现在较常见但鲜有人注意，却既是现存中国最早采用西方经纬网格制图法详细标绘东沙岛与西沙群岛名称、经纬度与地形地貌，又能较全面地彰显晚清以来中国海疆理念、海疆知识活力与不足的地图——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略作考证，以就教方家同好。

一、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底图

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原本线装，7册，每册长28cm、宽18cm，北京国家

八度处每度一百九十里二一，在十九度处一百八十九里一，在二十度处一百八十七里九四，在二十一度处一百八十六里七二，在二十二度处一百八十五里四四，在二十三度处一百八十四里一，在二十四度处一百八十二里七一，在二十五度处一百八十一里二六。府、直隶州总图每格方边五十里，直隶厅、州、县图每格方边一十里”。目录开列广东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州、县图幅，其中省图1幅，府、直隶州图14幅，直隶厅、州、县图94幅，附涠洲图1幅。正文地图依照目录一页一张逐次展开。省图即本文所考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见附图1）采用源自西方的经纬网格制图法，府、直隶州厅、州、县图则皆采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网格法绘制。

各图的方位皆是上北下南、左东右西，有统一的图例符号。府、直隶州图每方五十里，细绘府、直隶州、直隶厅、州、县的治所与界线，所，司，寨，山水，海岛，电线；直隶厅、州、县图每方十里，详绘直隶厅、州、县的治所与界线，村堡，汛，塘，铺，山水，炮台，港口，海岛等。《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则择用切圆锥投影，经线是以京师子午线为正度中线的放射状直线，夹角相等，经度自西12度至东4度；纬线为同心圆弧，纬度自北纬15度至27度。全图结合文字、形象与符号采用经纬画法，不仅详细标绘广东省、府、直隶州、直隶厅、散州、县的治所与疆界（包括越南国界，广西省界、湖南省界、江西省界、福建省界等省界，府界，县界），梅岭、罗浮山、白云山、鼎湖山、十万大山、大五指山等名山，武水、浈水、北江、西江、东江、韩江等大川与澳门、香港、广州湾等租借地；而且还绘出包括广东沿海的海岸线，汕头口岸，榆林港口，虎门、急水门等水道，东至南澎岛、西至九头山、南至海南岛的近岸岛屿及南海诸岛中的东沙岛、西沙群岛在内的海域形势。

这幅画法成熟、数据丰富的《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显然并非直接实地测绘，当是以某种广东省图为底图绘制而成。而就在此前的光绪十五年（年）开办会典舆图的政策推动下，各省掀起编绘舆地全图的风潮。许多省份也都测绘全省经纬度总图。广东更是先后在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四年绘成两部载有省经纬度图的《广东舆地图》与《广东舆地全图》。考证这两部广东舆图的编绘过程及其中的省经纬度图的画法内容，将有助于我们追溯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底图，辨识其改绘部分。不过，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鲜有流传，遑论其中的省经纬度图。但幸好我们可以结合据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说》原本重印的宣统元年重印本《广东舆地图说》、以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为底图摹绘的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和光绪二十五年《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一百至一百五《广东》及其他文献推测它们的基本面貌。

光绪朝重修《会典》之事，始自光绪九年（年）八月初三日，“庚戌，谕内阁、都察院奏续修《会典》事例、请饬妥议开馆章程一摺：续修《会典》，必须各衙门则例修辑完备，方能编纂成书。著各该堂官等督饬司员，将所有稿件悉心编次。俟一律告竣后，再降谕旨”。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大清会典一事。复于光绪九年，谕令各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编辑。迄今又逾数载，计应一律告竣。宜开馆汇编，俾臻完善，将嘉庆十八年以后增定一切典礼及修改各衙门则例编辑成书，颁行中外。所有开馆事宜，著大学士、九卿酌定成章，妥议具奏”。九月五日，内阁上折拟定八条重修会典意见。十月初二，内阁奏派会典馆正副总裁官，以大学士额勒和布、阎敬铭、恩承与协办大学士张之万为会典馆总裁官，吏部尚书锡珍、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刑部尚书麟书、工部尚书潘祖荫为副总裁官。十三年三月初一，又以礼部尚书奎润为会典馆副总裁官。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准会典馆“具奏详陈画图事宜并催各省速解志书、官书、册籍以备采辑考订”折，拟立会典馆画图处，饬颁各省会典馆原折与开方图式、附图说式三张,限期一年测绘省图、府直隶州图、厅州县图各一份,附以图说,解送到馆。

光绪十五年颁定各省的开方图式、附图说式原件已难窥见，但比对会典馆奏折与光绪十六年《陕西绘舆图章程》，再结合地方督抚的覆奏与诸省编绘的（全）省舆（地）图、舆（地）图说的序跋可知，其格式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六项。第一，地图测绘，省图与府直隶州、厅州县分图皆采用计里画方测绘，但省总图宜具经纬度数。第二，画方里数，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州厅图五十里，州县图一十里。第三，地图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第四，地图图例，参用胡林翼、严树森所刻同治二年《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图例。第五，地图内容，省图著所属府、直隶州厅、州、县及名山大川、驻官、关隘、城镇，府、直隶州厅图著所属州县分司及巨山经流、大村雄镇；州县图则著群峦支港、大小村堡。第六，图说格式，省、府图后附图说，详载省距京、府距省方向里数，四至八到及水道；遇规制改定、水道迁徙，则在图说相关文字下详加注文；新增府州县图除按格式著明图说外，还要在图说后附入沿革考订与增设改立时间。

十一月，会典馆咨文行至广东，“现办会典舆图，拟就图式、附图说式奏明颁发，限一年内绘文解送”。但其时两广总督李瀚章上任伊始，“百务待理，部分未暇”。直到次年三月他才在广州开设广东省舆图局，遴派广东候补知府王秉恩坐办，延致翰林编修廖廷相与翰林院庶吉士杨士骧总纂、分省补用道杨士琦等7人分纂、太常寺博士罗照沧等8人绘图、浙江候补直隶州知州顾潮等12人测绘、番禺监生潘宗昕等2人翻绎、遂溪县吏王廷杰等4人缮图、广东试用县丞许应璋等2人校勘收掌。广东省舆图局诸人可谓备一时之选。王秉恩为前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幕僚，光绪十一年三月开始长期在广东差办海防洋务。廖廷相是继其师陈澧之后的岭南学界领袖，是张之洞广东兴办新学的重要参与者；罗照沧是陈澧与著名测绘学家、南海人邹伯奇的学生，曾在他们的指导下先后测绘同治《南海县志》、同治《番禺县志》、同治《香山县志》的舆图；顾潮等人则是参与光绪十一年开始的中越勘界的测绘人员。广东舆图局主要采取摹绘旧图与选点实测相结合的办法编绘全省舆图：

广东旧图，全省则以同治间所修为最，海道则以近年所纂为详；此外各县则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皆称审核，今据为底本。分途测勘，惟壤地广大，期限既迫，人力亦寡，故先其切者、要者，如广州近属及沿海口岸、西越边境，皆履行细测，证以洋图真确可凭，其余则参考诸图，依分率绘入。

“同治间所修”的全省旧图即毛鸿宾、郭嵩焘等奉旨于同治五年（年）修定的《广东图》。主持绘图的便是陈澧和邹伯奇。同治《广东图》是以阮元主修的道光二年（年）《广东通志》初刻本地图为底图，与各府厅州县的志书旧图、新绘图册及广东舆图局采访的中外航海水程、广东沿海地图相互勘订而成。道光《广东通志》地图有着绘者道士李明彻强烈的个人特点。他没有沿用此前康熙二十四年《广东舆图》、康熙三十六年《广东通志》、雍正《广东通志》等省图、省志传统的山水画形象画法，而是突破性地采用以京师子午线为正度中线的伪圆柱投影经纬网格制图法绘制省府州县诸图。图中省府州县的经纬度数只有广州府为实测，其余则据舆图所列的道里数估定，“广东广州府度分乃实测之数，各府州县第据舆图计约之耳”。同治《广东图》不仅继续沿用道光《广东通志》地图的画法，而且测定经纬度数的方法亦同，“省城之经纬是实测，所得真确无误，其余府厅州县治所旧志虽有经纬之数，大都以道里约略定之，不尽出于实测。今以广东通志之经纬度为底本，以文武官新绘之图核之”。区别只在估算用的道里数是以州县呈送的新绘图册与《广东通志》地图相考订的结果。不过，尽管由郭嵩焘亲设的广东全省舆图局专门给厅州县下发邹伯奇借鉴西方经纬测绘改进中国传统计里画方技术的绘图章程，作为经纬度数考订最重要资料的州县新绘图册质量却很不理想，邹伯奇在给友人的私信中更直言道：“所为图，但守候州县造送而方向道里了无解者展转鬭凑，实难密合”。因此，虽然同治《广东图》对道光《广东通志》“有未确者稍为移置，大约移经度者十之二，移纬度者不及十之一”，但这种以粗略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再运用文献考证、数学推算绘出的经纬度图还是有些不确。

“近年所纂”的广东海道旧图是指张之洞奉旨在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间测绘完成的《广东海图》。此图首先由张之洞在十二年正月设海图馆，派户部主事赵滨彦、广西候补道方长华等“督饬通晓算法舆地之学生员弁等，分赴各海口叠次履勘，（候潮汐、测沙礁、辨岛屿），详确测绘”；再由候补道蔡锡勇“区分广州省防、潮防、廉防、琼防为四路，约举极冲、次冲、又次冲三等，就各路所绘草图、所录条记覆加汇合，绘为总图，分图，详为之说”，十三年七月完成；复经张之洞本人在十二月初二日亲自“乘轮巡海，随带测绘员生亲历四路，复就所绘各图详加核正，裁定义例”，终成“总图五，广东全省海口总图一、四路海口总图（各）一；分图九，中路广州省防分图六，东路潮防、西路廉防、南路琼防分图各一，图说一本”。《广东海图说》今存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广东海图》则鲜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运用西方测绘技术测绘的。因为据说时任博学馆洋文教习的詹天佑是赴各海口实地测绘《广东海图》的“通晓算法舆地之学生员弁”之一。而无论詹天佑还是博学馆学生学习的都是西方测绘技术。

南海、番禺、香山各县旧图指的是罗照沧担任绘图的同治《南海县志》、《番禺县志》和《香山县志》的县图。同治《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年）修成，县图采用伪圆柱投影经纬网制图法，辅以计里画方；但经线改以省城子午线为正度中线，地物地形与经纬度数则主要来自同治六年至十年间罗照沧等人使用邹伯奇设计的指南分率尺在南海全县的南北实测。而早一年修成的同治《番禺县志》的县图似乎并非实地测绘，而是以同治《广东图》之《番禺县图》为底本，参校纂修道光《广东通志》、同治《广东图》及重修《番禺县志》的采访册详绘而成。同治《香山县志》同治十二年开局，光绪五年成书。罗照沧自开局重修后，便“遍履各都，稽查里数，复绘十一图”。但他复绘的十一图只是道光《香山县志》采用计里画方法测绘的县都十一图。或许因为如此，罗照沧决定测绘新图。可直到光绪五年县志付梓，新的县境全图、城郭图仍未绘成，亦无法刊入。因此，据为底本的香山县图很可能仍是同治《香山县志》中罗照沧复绘的县都十一图。当然也有可能会参考罗照沧手中未完成的新图。

顺德县旧图很有可能是指咸丰《顺德县志》中根据实测各堡经纬度绘制的县图。咸丰《顺德县志》载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县图。第一种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形象画法绘制的《山水形胜图》。此图是康熙二十三年顺德知县姚肃规在接到广东巡抚李士祯转发的“各省直绘图以进，更敕督抚大臣修郡邑志以备御览”、“以备一统之全书（笔者注：即《大清一统志》）”的谕旨后命儁斯浦新绘进呈的县总图，当时题名《通县山川形胜总图》。正因为它是奉旨而绘，故自康熙二十六年《顺德县志》以降，乾隆《顺德县志》、咸丰《顺德县志》皆将其刊入。不过，咸丰《顺德县志》的编者因仅知康熙后期大规模西法测绘，不明康熙二十五年典故，对此图颇有不当的言辞。第二种是咸丰元年顺德知县郭汝诚巡历村堡创绘的《县营界属图》。此图突出之处是使用相对比较抽象的地图符号标示地形地物，如用大圆圈表示县城、房屋与旗杆表示汛营、方块表示堡、城墙表示炮台、山形表示山、虚线表示河流分界等。第三种是运用经纬法实地测绘的县图。但与流行的单张总图不同，它是一组套图。第一幅《度分图》由两组简单的经纬网构成，即在以经纬各十分方格绘制的京师子午线为中线的西三度一分至四度十一分、北二十二度一分至二十三度一分的大经纬网中，用经纬各一分方格再绘出西三度三十一分至五十四分、北二十二度四十三分至二十三度六分的小经纬网。第九幅《诸堡度分总图》即在放大的《度分图》小经纬网中依据实测顺德县四十堡适中地面的经纬度数绘出其方位轮廓及非常少量的山、水、沙洲、县界等。更具体的村落、汛营、山水、桥梁等则在四十幅没有经纬网的堡图中一一详绘。

值得注意的是，咸丰《顺德县志》的经纬度图采用的很可能也是伪圆柱投影。由此可见，广东舆图局编绘新图所据的底本旧图大多在道光《广东通志》的示范性下采用伪圆柱投影经纬网格法绘制。不过，尽管这种画法趋势非常明显，但诸图的画法实际还是新旧参差。而诸图的数据也只有广州府近属和沿海口岸的地形地物与经纬度数皆为实测。考虑到顾潮等人参与的中越勘界亦使用西式仪器测绘，选取已实测地形地物与经纬度数的“广州近属及沿海口岸、西越边境”履行细测便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当然，舆图局的实测并非因循苟且。首先，测绘区域有所扩展。据李瀚章光绪十八年六月初四《两广总督为咨明事》称，具体的测绘区域实际包括“广府属之南海、番禺、顺德、香山、清远、三水、从化、花县、佛冈以及赤溪，肇庆属之德庆、新兴，高州之茂名，钦州及防城，北江自英德以下，西江至广西界止，东西沿海一带，琼州四周，省城大门”。尤其是，“钦、防边，中外相错，今之测绘，特为详密”。其次，测绘仪器与方法有所精进。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说》的《录例》专门提及，“测量之理具见算书，然绘地之法算书不载。近绎《绘地法源》、《行军测绘》、《测地绘图》诸书，均未详明。今约分三事，曰测量、曰缩临、曰摹写。测量者，以量底线测原三角形为主，其次推测各次三角形，又其次补测诸三角形。内山川道路之曲折远近，缩临者勘合诸稿，缩为小幅，按率比例，务得原形。摹写者，先明法理，然后形之笔墨，庶纤毫曲折印合无差。凡此皆集众所长，参用中西之法。（原文双排小字注）利器备用泰西为精如测经纬则……择其要者购之。近儒邹伯奇所制指南分率尺……其法尤简便易行”。

但舆图局可能觉得履行细测尚有疏漏，故此还要“证以洋图真确可凭”。此处以洋图证明真确可凭的应当既包括实测区域的地形地物，也包括其经纬度数。特别是舆图局认识到经纬度测定存在诸多影响因素，需要长时间不断复测才能确定，而“洋图岁岁实测，所差甚微”，便决定“据为底本，详细推勘图上所记”。换言之，“洋图”即西方绘制的广东地图构成广东旧图（包括上文论及据为底本的广东旧图和“依分率绘入”的“诸图”）、实测新图之外广东舆图局编绘《广东舆地图》的第三种数据来源，尤其是广东近属、沿海口岸的地形地物与省图经纬度数的重要根据。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省图经纬度数因此也与所据底本的广东旧图的经纬度数颇有不同。如广东旧图中省城中线的经纬度数大多依从道光《广东通志》的数据“北极出地二十三度十分，偏西三度三十分”，而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中省城中线的经纬度数却是“北极高二十三度零七分，京师中线偏西三度十二分”。

大概到光绪十七年四月左右，新图测绘、纂辑、校勘业已完成，并照十五年会典馆原颁条式成书过半。而就在此时，会典馆奏请的续定绘图章程五条、表格一纸暨续定的表格正误一纸、改说为表先后颁至广东。十七年续颁绘图章程表式与十五年原颁条式大有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统一用三角法测地，并测量山脉高度、坡度与水流宽度、深度。第二，全面实测州县治所与距城三四十里的名山巨镇、三角底线两端点的经纬度，运用切圆锥投影经纬网格法增绘省图一张。第三，补充电线、驿站等地图图例。第四，各府图仍附有图说一篇，各州县地图则改说为表，内含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官职7项。李瀚章后来在光绪十八年六月初四日上奏的《报广东舆图测绘完竣解馆查收事片》中称，接收行文后将会典馆新颁格式下发给舆图局，“饬局遵照”。但舆图局显然已不可能遵照新颁章程中全面实测经纬度、精确测量山水、改说为表等要求毁版重绘。他在同一天的另一份奏疏中对此有详细的辩解。较可行的是继续照原式成书，再运用切圆锥投影经纬网格法增绘一张省图。当然，新绘全省经纬度图的地形地物与经纬度数据也不可能重新测定，只能参照原式诸图。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其内容完全一仍采用计里画方法绘制并兼备经纬度的省图之旧。理由有二：第一，在上呈会典馆后据底稿公开刊印的各省舆地图中，江苏、奉天、湖北、湖南、安徽、福建、贵州的省图皆是在一幅总图上兼采切圆锥投影的经纬网格与每方百里的计里画方两种绘法，云南省全省舆图则在总图中兼采伪圆柱投影经纬网格与每方百里计里画方的画法；广西省尽管采用伪圆柱投影的经纬网格制图法与每方百里的计里画方法分绘《广西全省经纬度图》与《广西全省总图》，但两图的地形地物也完全相同。第二，以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为底图的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其《广东全省经纬度图》（见附图2）与《广东全省舆地总图》（见附图3）虽然画法不同，但内容数据亦完全一致。这便是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之省经纬度图的编绘由来及其画法内容来源。

至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广东省舆图局终于绘成地图幅，“广东省府直隶州总图一十五、厅州县分图九十四，都一百有九图。图各系说，又附新法一总图、钦防一大图”。十八年六月，李瀚章将其中幅计里画方图加1幅省经纬度图汇订为十三册，最后1幅《钦防图》与《图说》汇订为十二册、《叙例》一册，总共《图说》二十六册解送会典馆。尽管基本没有按续颁章程重绘，《广东舆地图》仍然得到会典馆的认可。会典馆也据此二十六册《图说》编绘会典舆图的广东部分，即光绪二十五年《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一百至一百五《广东》六卷。但《钦定大清会典图》只绘皇舆全图与各省全图、各府分图，其中“用尖锥容圆法（注：即切圆锥投影经纬网格法）绘成皇舆全图，不加方格；用百里方格绘成各省全图，用五十里方格绘成各府分图，皆不加经纬线。其省图祗绘名山大川、驻官处所、官商电线”。其广东部分自然也只择用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以计里画方法绘制的省图和各府府图。《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一百的《广东省全图》（见附图4）亦由此可确定是据此省图摹绘。

不过，如果比较绘有经纬度的各省解送会典馆的省图原图与《钦定大清会典图》的各省省图，后者呈现出四点非常一致的改绘：第一，删掉经纬网格；第二，增绘官商电线；第三，大幅添绘山脉；第四，驻官处所统一为省、府、直隶州厅、州、县、司。依此清理《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一百《广东省全图》，我们会发现其底图与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舆地总图》的内容相差无几。也就是说，仅从地图的内容便可判断，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舆地总图》与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照会典馆原颁格式绘制的计里画方省图一脉相承。而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与《广东全省舆地总图》内容完全相同，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省经纬度图的内容又一仍计里画方省图之旧，因此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省经纬度图也就极有可能是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底图，尽管后者被人强调是张人骏按会典馆续颁章程新绘。下文还会进一步验证此一观点。

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确由时任广东布政使的张人骏照会典馆新式主持重行摹绘。张人骏光绪二十年十一月由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升任广东按察使，二十一年十二月由广东按察使改任广东布政使。他在广西桂平梧盐法道任上曾兼摄广西按察使衔，与闻过遵照会典馆续颁章程重新测绘《广西舆地全图》之事。测绘完成的《广西舆地全图》经广西巡抚张联桂审检后，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由北洋机器总局算学堂石印出版。此石印本《广西舆地全图》分上下两卷，凡例16则，目录开列广西省、府、直隶州厅、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图99幅，其中省图2幅，府直隶州厅图15幅，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图82幅。正文依照目录一页一张地图、一份图说或图表逐次展开。各图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图例统一。首幅《广西全省经纬度图》采用伪圆柱投影经纬网格制图法，次幅《广西全省总图》及余下97幅府县图皆采用计里画方法编绘，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州厅图每方五十里，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图每方十里。省图结合文字与符号绘出省、府、直隶州厅、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的治所与界线，府、直隶州厅图细绘府、直隶州厅、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的治所与界线，司汛，山水，电线；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图则详绘散厅州县、土州县、土司的治所与界线，塘村，铺墟，市镇，山水，道路等。省总图和各府图均附图说，分县图均附图表，表中列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官职7项。张人骏对此石印本《广西舆地全图》的编绘与印制都颇为欣赏，随身携带一部。他改任广东布政使后，“念形势之不可不共悉也，拟刊印流布”《广东舆地图》，但“解呈会典馆本仍用旧式”，便决意以这部石印本《广西舆地全图》为范本，“属原纂诸君重行摹绘，改说为表，以符《会典》新式……亦以此法印之”。

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序文6篇，凡例15项，目录开列广东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州、县图幅，包括省图2幅，府直隶州图14幅，直隶厅州县图98幅。较诸之前的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和之后的宣统元年《广东舆地全图》，多出的4幅直隶厅州县图当是：合浦县图分合浦总图、合浦北图、合浦南图，多出2幅；钦州图分钦州总图、钦州北图、钦州南图，多出2幅。正文依照目录一页一张地图、一份图说或图表逐次展开。各图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图例统一。首幅《广东全省经纬度图》采用切圆锥投影经纬网格法，经线是以京师子午线为正度中线的放射状直线，经度自西9度至东1度；纬线为同心圆弧，纬度自北纬17度30分至26度30分；次幅《广东全省舆地总图》及余下幅府县图皆采用计里画方法编绘，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州图每方五十里，直隶厅散州县图每方十里。省图绘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散州、县的治所与界线（包括越南国界，广西省界、湖南省界、江西省界、福建省界等省界，府界，县界），梅岭、罗浮山、西樵山、十万大山、大五指山等名山，武水、浈水、北江、西江、新丰江、东江、梅江、韩江等大川，澳门、香港等租借地，沿海海岸线，榆林港口，虎门、急水门等水道，东至南澎岛、西至涠洲岛、南至海南岛的近岸岛屿；府直隶州图细绘府、直隶州、直隶厅、散州、县的治所与界线，所，司，寨，山水，海岛，电线；直隶厅散州县图详绘直隶厅散州县的治所与界线，村堡，汛，塘，铺，山水，炮台，港口，海岛等。省府图均附有图说一篇，州县图均附图表，内含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官职7项。

显而易见，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的结构一本光绪二十一年《广西舆地全图》。不仅如此，《广东舆地全图》和两幅省图《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广东全省舆地总图》的命名方式也与光绪二十一年《广西舆地全图》相同，而与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有异。因此可以说，整部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的外在形式完全参照光绪二十一年《广西舆地全图》。不过，从两幅经纬度图不同的画法与各级地图不同的地形地物要素看，其内容数据却是另有源头。张人骏在序文中已明言，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是“属原纂诸君重行摹绘，改说为表，以符《会典》新式”。其凡例亦直接点明，“各表以咨呈会典馆图说为据，依此编次”，“山镇悉依原说”，“粤东州县濒海者颇多，琼州一府并四面环海，今依原说”，“乡镇依原说”。此“咨呈会典馆图说”便是前文提及的广东省解送会典馆包括省经纬度图在内的二十六册《图说》，即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及其叙例、图说。由此可以确定，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是以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为底本绘制的。不过，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凡例》同时也写道：“省城经纬度是实测，所得真确不误，其余府厅州县则综核里数，按图推算，参之志乘，折衷入表。”两部地图图说的省图部分恰好也给出了各自确定的广东省省城及东西南北四至点的经纬度数：

地点

经纬度

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

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

广东省城

经度

偏西3°12?

偏西3°12?

纬度

北极出地23°07?

北极出地23°07?30?

（极东）南澳厅南澎岛

经度

偏东51°

偏东50°

（极西）防城县扣秃隘

经度

偏西9°21?

偏西8°57?6?

（极南）榆林港外山嘴

纬度

北极出地18°09?

北极出地18°09?01?

（极北）仁化县分水坳

纬度

北极出地25°33?

北极出地25°33?10?

二者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实际上并没有采用自身实测推算的数据。最直观的证据是图中极西防城县扣秃隘的经度点，它明显越过偏西9°的经度坐标，肯定不是其省图说提到的偏西8°57?6?；极东点南澳厅南澎岛的经度也明显越过偏东50?，接近51?。因此我们确信，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不是创绘，而是一遵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的省经纬度图摹绘。

有意思的是，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确定的经纬度数在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中得到应用。同样是广东与越南交界的极西点，在这幅图中没有越过偏西9°的经度坐标，非常接近偏西8°57?6?的位置。整幅图的画法内容与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亦大体相同。由此能够判定，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底图当是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甚至有理由断定，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还很有可能参考过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的省经纬度图，尽管两种光绪本的省经纬度图实际并无二致。这一观点会在下文论及。

通过追溯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底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西方经纬度测绘技术在晚清以来广东地图的知识累积与绘图方法中日渐扩展的过程。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不同程度地遗有这一过程中绘制的诸种广东地图的痕迹，即地图学史中常见的“旧态隐存”。但与此同时，它又开创了此后广东省图绘制的新潮流。其改绘之处除更动数处经纬度外，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第一，经纬坐标范围有所扩展。光绪二十三年本《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经纬坐标经度自西9度至东1度，纬度自北纬17度30分至26度30分；宣统元年本《广东全省经纬度图》则是经度自西12度至东4度，纬度自北纬15度至27度。前者的经度范围标示的正是广东省的东西经度范围，后者则是对称性地东西各外展3度，当是出于地图美观的目的。后者纬度也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称性地南北各外展30分，但因为图中西沙群岛南端的中建岛的纬度在北纬15度与16度之间，故向南延至北纬15度。

第二，标绘的地点地物有所增删。具体包括白云山、鼎湖山、新丰江、梅江等名山大川，汕头、北海市、广州湾、白龙尾、九头山、老鼠（山）及东沙岛、西沙群岛等通商口岸、租界、海湾、海岛。删省的新丰江、梅江等大川与通商口岸北海市姑且不论，增绘的白云山、鼎湖山等名山和汕头、白龙尾、九头山、老鼠（山）等通商口岸、海湾、海岛其实都已载诸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的省图图说与府县图中。即便广州湾是根据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中法订立、次年正月十七日清廷批准的《广州湾租界条约》租借给法国，没有同香港、澳门等出现在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标绘的租界中，但此前广州湾早已存在，不仅其海湾地形在《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中已绘出，而且其地名地形在后面的《高州府图》、《吴川县图》亦明确标绘。完全没有载述的唯有东沙岛、西沙群岛。

这两点差别的重点都共同指向东沙岛、西沙群岛，即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改绘部分主要是围绕东沙岛、西沙群岛展开。图中绘制的东沙岛、西沙群岛也与中国传统地图所绘不同：东沙岛以“東沙島”字样标明，从西向东由

至3°40?（相当于格林威治子午线东经°10?至°45?）、北纬15°46?至16°57?之间。这也使得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成为现存最早采用西方经纬度制图法明确标出“东沙岛”、“西沙群岛”名称并详细绘出东沙群岛中东沙岛与东沙环礁，西沙群岛中宣德群岛（从上到下依次是赵述岛、北岛、中岛与南岛、永兴岛与石岛）、东岛、永乐群岛（从左下向右下依次是金银岛、甘泉岛、珊瑚岛、银屿、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玉琢礁、华光礁、浪花礁、盘石屿、中建岛经纬度与地形地貌的中国地图。20世纪10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绘制的各种广东省图甚至全国地图都会绘出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中重点标绘的东沙岛、南至中建岛（当时一般称作土莱塘岛或特里屯岛）的西沙群岛，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参考此图。故此，蠡测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的编绘机缘，考订《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中东沙岛、西沙群岛的资料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价值意义。

上文提到，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还很有可能参考过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这一判断的初步根据是，前者宣统元年七月由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石印，后者的图说部分则是在宣统元年十月由广东参谋处重印。无论是从时间和编印机构上，它们都非常有亲缘性。而且这种地图与图说配合的做法是中国古代地图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并为晚清知识界所发扬。当然，更进一步的确凿证据可以通过考证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的制度设计与人事安排觅得。

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是清末广东编练新军的新机构。但相关资料和研究都语焉不详，此处略作考证。清末新军编练始自光绪二十年（年）十月。此后十年间朝野上下虽纷纷倡言练兵图强，但仅直隶、湖北、江南等省数支新军稍具规模。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为整齐全国新军编练，随时考查督练，诏命在京师特设练兵处。三十年八月初三日，练兵处、兵部奏准，各省遵照其拟定的《营制饷章》次第编练新军。《营制饷章》参照二十八年袁世凯新练北洋常备军创设直隶军政司总责练兵之章程，规定：各省新军业经练及一协以上者，应于省会设立督练公所；公所计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参谋处置总办一员，禀承督办参佐调度策画并考查中外舆图形胜等事。这也成为各省练兵相继设立督练公所参谋处测绘科的规章依据。

广东新军编练最早可上溯到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以新法整编武建军、武匡军。不过当时未及成编，两军便被调赴梧州平定会党之乱。三十一年，重新编练，至三十二年正月练成。二月二十日，岑春煊上奏练兵事宜。经三月初五日练兵处、兵部合议，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批复，依照河南练军成案改编为混成一协。河南练军成案亦未全遵《新订营制饷章》，而是变通办理。以督练公所来说，河南督练公所设兵备处兼办参谋、教练两处，测绘科改隶兵备处，“参谋一处调度策画目前事务较简，惟考中外舆图形胜实为当务之急，已设立测绘科专司其事，暂隶兵备处兼管……所有参谋、教练两处应设总办，仍由臣随时遴选，一俟得人，即行照章添派”。岑春煊在新军营制上参照河南成案，但在督练公所上却是照章分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各处设一总办主持；三处之下分设十一科，其中参谋处下分设运筹、调查、测绘三科，每科各设一提调总事。出任参谋处总办的便是王秉恩。岑春煊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又乘机完善前一年草创的广东陆军测绘学堂，学堂各项经费从善后局改由新军饷械所及粮饷局拨给，学堂总办则由参谋处总办兼摄。王秉恩兼摄陆军测绘学堂总办后，即推荐同他一起编绘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全图》的旧交、正在肇庆中学堂教习数学的罗照沧为学堂总理，全面负责陆军测绘学堂招生、授课等各项事宜。

就在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之间的党争白热化。七月二十三日，身属瞿党的岑春煊调署云贵总督，未赴任闽浙总督的两江总督周馥调任两广总督。九月二十日，周馥交卸两江总督，二十六日，抵穗接任。十月，他在原来三处的基础上添设参议一员，并任命道员沈桐、谢汝钦、姚鸿法分充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不久，谢汝钦离任，姚鸿法改任参谋处总办，吴晋补任教练处总办。姚为时任陆军练兵处提调姚锡光之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工兵科毕业生。他感觉陆军测绘学堂教学方法落后，遂决意改组，“电聘日本田浦安静来堂教三角测量。御厨健教地形测图，福岛鏸教制图。教练处总办吴晋来兼监督，兵备处帮办李辰身兼提调。废除总理称号，调罗照沧为管理员，既管杂务，又管学生。另设制图股，调新军营队官胡光国、邓克明，排长陈巨龙、黄廷光、赖鹏等来股，测量广州城四千分一街道图。调（原学堂测绘教师、罗照沧学生）陈振声、陶厚圻、潘越望、潘浚川、余棨谋至该股制图，由罗照沧兼管股内一切事务”。同时还在陆军测绘学堂中附设地形股。

次年四月十七日，周馥因潮州黄冈起义问责开缺，岑春煊被命重署两广总督。五月十九日，著胡湘林暂护两广总督。二十日，周馥交卸启程。不久之后，沈桐、姚鸿法也相继北行。但岑春煊一直以患病为由并未赴任。七月初四，清廷同意岑开缺的请求，另以张人骏接任两广总督。张人骏到任后，见“公所三处总办、委员及协统、标统多系兼摄，缺而不备，漫无责成”，“当经札委调粤差遣河南补用道韩国钧、补用知府傅文通、湖北将备学堂毕业生李哲湘分充督练公所参议及兵备、参谋、教练等处总办”。测绘学堂总办便由傅文通兼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张人骏又改章将测绘学堂制图、地形两股划归督练公所测绘科。同其一道参与摹绘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的罗照沧除继续负责制图股与测绘学堂的日常事务外，还被任命为测绘科提调。到宣统二年（年）测绘学堂第四期学生入学时，罗照沧便不再管理学堂庶务，专管制图股与测绘科。而他主持督练公所测绘科，则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测绘科改为测绘局为止。因此，宣统元年七月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能够并愿意参照光绪十七年《广东舆地图》、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编绘《广东舆地全图》的关键人物便是罗照沧，当然还包括张人骏、王秉恩等人。

罗照沧、张人骏、王秉恩等人对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的影响，并不只是两种光绪本的广东舆地（全）图。更为重要的是，图中绘制东沙岛、西沙群岛的机缘也同他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既有的研究都已指明，收复东沙岛、巡视西沙群岛是清末光宣之际重要的政治事件，引起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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